当前，我国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是按照2016年《石油价格管理办法》执行的：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同时设定成品油挂靠的国际市场原油价格调控上下限——上限为每桶130美元，下限为每桶40美元。即当国际油价高于130美元时，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不提或少提，而国际油价低于40美元时，最高零售价格不再下调。

这一上下限，也被通俗地称为油价调整的“顶板价”和“地板价”。我国既是石油进口和生产大国，也是石油消费大国，油价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带来不利影响，现行政策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成品油市场稳定。

“进入2020年以来，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原油需求大幅下降，导致国际油价自3月以来出现数次暴跌。”全国政协常委黄震说，而国内由于实行汽柴油“地板价”政策，成品油价格自3月18日起就再未随国际油价暴跌做出下调。尽管2016年后，因国际油价下跌曾导致国内成品油短暂触发“地板价”机制，但本轮油暴跌，是受全球经济不振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预计油价将持续低迷。

“国内‘地板价’机制连续触发显现出了一些弊端。”他表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地板价”机制使普通消费者难享市场红利。如5月4日布伦特原油现货离岸价格为每桶20.40美元，相比今年2月28日的51.31美元下跌了60.2%。受疫情影响，我国一季度成品油消费量为6439万吨，同比下降了12.9%。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好转，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成品油消费量势必回升，但通过“地板价”机制人为维持成品油价格不动，不利于疫情后的经济全面复苏和生产、消费拉动。

另一方面，“地板价”机制一定程度造成市场竞争不公平。与“地板价”配套的风险准备金制度，则多以国有石油公司旗下的炼油企业作为缴纳主体，导致其“低油价”和“地板价”的红利被抵消。而地方民营炼化企业因受地方征收机关的监管力度远低于国有炼厂，不少民营炼厂没有上缴风险准备金，造成了国有炼厂和民营炼厂不公平的市场环境。

在黄震委员看来，疫情对国内外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取消成品油“地板价”，有助于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对重启经济活力与施行“六稳六保”的国家大政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他建议：首先，要取消成品油“地板价”机制，试点推行成品油市场交易定价。转变对成品油价格的调控方式，先期可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为试点，推动汽柴油现货在线公开交易定价，形成市场风向标作用的现货价格参考。政府在成品油价格调控中由价格制定者向价格监管者转变，建立油价预警避险机制，不干预正常范围内的成品油价格波动，对于极端情况导致油价超出预期范围的，可通过释放部分战略石油储备平抑过高油价，通过勘探开发补助在超低油价时期保障石油资源正常开采。

其次，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完善配套财税机制。建立并完善成品油市场监管制度，加大对成品油行业的监管力度，为市场参与者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尽快完善与成品油定价相配套的财政税收政策，适时、合理地调整消费税征收方式，可将征收环节由生产企业代缴下移至批发或零售终端。将消费税从成品油出厂价剥离出来，减轻生产企业的负担，有助于落实疫情过后“保粮食能源安全”、“保市场主体”的任务；在零售端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刺激和推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