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22年，世界多国被能源安全问题所困扰。2021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能源短缺，凸显了能源低碳转型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能源危机。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原油出口国、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及第四大煤炭出口国，俄出口欧洲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分别占其总出口的60%、63%及25%，冲突直接导致了俄罗斯能源供应国际市场的锐减。
欧洲幸运地挺过了2022年冬季的天然气供应难关，尽管挑战仍然巨大，但欧洲更加坚定了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决心与信心。因此，2023年无论俄乌冲突是否持续以及以何种方式结束，都可能无法改变其对国际能源格局已然造成的影响。短期内俄罗斯寻求能源出口替代以及全球新增产能，都无法抵消俄对欧洲减少的出口量。2023年的全球能源供应仍不容乐观，能源安全依然是许多国家政策的优先议题。
我国能源外部供应基本可控，但将继续承受高成本。国际石油价格在俄乌冲突后飙升，但随后又有较大幅度下降。尽管2023年中国经济可能强劲复苏，但全球经济整体疲软，石油需求难以攀升。2022年底，欧盟、七国集团对俄罗斯海运原油出口实施每桶60美元的限价，今年2月又决定对俄成品油出口实施限价。这些因素将抑制2023年国际油价上涨。OPEC+的政策将对国际石油市场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若继续减产甚至力度加大，则将成为支撑国际油价的重要因素。因此，2023年国际油价可能在较高水平波动，不会大幅上涨，也难以恢复到俄乌冲突前的低水平。
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出口已大幅下降，欧洲正大力增加从美国、中东等地的进口。挺过了2022年冬季后，欧洲需大量补库，天然气需求将攀升，在国际市场上与亚洲需求国竞买LNG。2023年国际天然气将依然供需失衡，价格维持高位。据IEA估计，2023年甚至未来几年天然气供应都将处于偏紧状态，直到20年代后期新增产能进入市场才能使供需恢复平衡。
为保障电力供应，2023年欧盟、印度等多国将继续增加煤炭消费。据IEA预测数据，全球煤炭消费量将反弹至2013年创下的年度最高记录水平，预计2023年仍将刷新历史新高。全球煤炭供应难有与需求相匹配的增长，印尼为满足国内需求仍可能继续限制煤炭出口。总体上，2023年国际煤炭价格仍将维持高位。
我国油气进口来源已然较为多元化，亦可增加对俄进口。国家持续大力推动国内增产上储，2022年全年我国煤、油、气生产分别同比增长9.0%、2.9%和6.4%。因此，2023年我国能源供应基本可有保障，但也将继续承受较高的进口成本。2022年，我国煤、油、气进口在成本上升情况下同比分别下降9.2%、0.9%和9.9%。我国需充分做好外部供应紧张持续较长时间的应对工作，否则将难免出现高通胀、工业生产疲软、电力供应紧张等问题。
电力供应安全仍然不容忽视。能源转型背景下，随着新能源电力占比不断提高，由于其发电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等特征，在煤电、气电等发电明显不足时，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极易触发电力供应危机。欧洲2021年下半年以来能源危机的重要表现就是天然气供应短缺下电价大幅上涨甚至限电。去年印度、日本等多国也出现了电力供应危机，其共同的一个重要诱因是，高温导致电力需求攀升的同时，煤炭、天然气进口成本增加导致煤电、气电供应不足。
疫情政策放松后，我国2023年经济增长有望提速，拉动电力消费需求提高。根据中电联发布的全国电力供需形势报告，正常气候情况下，预计全国全社会用电量9.15万亿千瓦时，比2022年增长6%左右。过去两年我国部分地区用电高峰期均出现了电力供应紧张情况。国家强调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实现“双碳”目标要坚持“先立后破”，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发挥好煤炭煤电兜底的保障作用。今年各地继续采取有力措施释放先进煤炭产能，山西、内蒙古、陕西等主要产区均制定了煤炭增产计划，新增煤炭产量达到一亿吨以上。但用煤高峰期，时段性、区域性运输紧张情况仍可能发生，且国际煤价总体高位运行，甚至部分时段继续上涨的情况下，可能进一步造成国内煤电企业困境，影响电厂与煤企间中长期合同兑现，进而影响煤电供应。
另外，气电问题也应引起足够重视。我国气电装机容量占比总体较小，但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个别省份气电装机占其总装机的比例也不低，如广东省这一比例接近20%。这些地区气电对进口LNG依赖较高，对国际气价波动颇为敏感。燃气电厂发电成本中燃料成本占比高达70%-80%，在国际天然气市场供不应求情况下，2023年我国燃气电厂运转困难较大。且气电因其快速启停、灵活响应等特点，还具有重要的调峰作用，气电不足对局部地区电力供应也会造成较大影响。
因此，2023年迎峰度夏、度冬等用电高峰期我国电力供应安全挑战较大，尤其还要考虑不确定的极端天气带来的更大风险，至少不会小于2022年的挑战。
能源及电力产业发展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挑战。近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区域化、本土化，甚至与中国“脱钩断链”之趋势。2023年这一趋势将愈加明显，我国能源及电力产业面临的外部形势更为严峻。值得注意的动向是，2022年6月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声明，提出建立“气候俱乐部”。美欧等声称俱乐部将开放加入，并尊重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UNFCCC）下的气候议程。但将设置标准排斥不友好国家，实质上是在UNFCCC框架外构建“小圈子”，重新确立气候治理规则，并向俱乐部之外的国家推广甚至施压。另外，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的气候与清洁技术工作组、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QUAD）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工作组、气候工作组等，根据其去年的会议声明及开展的工作，2023年美国及其伙伴国在供应链协调、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合作将进一步走深走实。
我们至少可能会看到，美欧等或就贸易产品的全产业链碳足迹追踪及排放核算的方法标准加强协调。这与欧盟已经实施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推进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紧密相关，我国能源及电力产业国际贸易面临的碳壁垒将明显提高。而美欧重塑气候治理规则的努力下，国际投资的绿色壁垒也在不断提高。
美国及其伙伴国在清洁能源产业相关的关键矿产开采、加工、流通、回收等领域的合作已全面铺开。邀请非洲、拉美等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参与其合作机制；以制定监管框架的方式鼓励负责任的关键矿产开发模式，主要是嵌入环境、劳工等高标准；加大资金投入，促进技术研发与服务，通过技术合作或援助抢占上游资源开发权并影响资源贸易流向。加之拉美资源民族主义进一步上升，我国清洁能源产业上游资源及关键技术的获取难度进一步加大。
总之，不考虑战争等极端情景，2023年我国的能源安全基本可控，但也将面临较大的风险，甚至挑战还要大于去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这是新形势下统筹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发展的总要求。这就需要坚持“先立后破”，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有效提升国内供给。同时，推进能源体制与市场化改革，通过资源优化配置解决安全保供问题。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推动制度型开放，提升能源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另外，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加强规则、标准话语权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专家介绍
毛吉康，国网能源院能源互联网研究所专家。主要从事能源国际政治、全球能源治理、能源国际投资贸易等研究工作。
苗中泉，国网能源院能源互联网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能源地缘政治经济、国际能源治理、能源电力改革、电量数据经济政策价值挖掘等研究工作。近年来负责和参与“十二五”国家重大专项《我国油气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修昔底德陷阱研究》、国家能源局委托课题《重大突发地缘政治事件对我国能源安全影响研究》《东北亚能源合作》以及多项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战略课题。公开发表核心期刊学术论文多篇。
菅泳仿，高级工程师，国网能源院能源互联网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能源安全、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国内外能源战略分析、能源电力企业转型发展等研究工作。公开发表SCI、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近年负责和参与《国内外能源电力企业转型发展》、《全球电力互联互通及经济社会现状调查及趋势研究》等多项国家电网公司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电网公司软科学一等奖、中国商业联合会科学技术二等奖等多项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