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新发布的报告称，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刺激了全球能源转型投资，但投资额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少可用于投资的资源。
专家指出，当前，国际社会亟需加强能源合作，切实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突破能源转型瓶颈，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步调差”明显
近期多家国际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启动“加速度”。在《2023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中，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2022年的全球能源投资额飙升至创纪录的1.1万亿美元，首次超过化石燃料投资。国际能源署今年发布的《2022年可再生能源》报告也预计，受能源危机推动，各国可再生能源设备安装明显提速，未来5年全球装机增量有望接近此前5年增量的两倍。
另据英国能源智库Ember日前发布的《2023年全球电力评论》报告，2022年，清洁电力（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占全球电力结构的39%，创历史新高。其中，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占比从2021年的10%上升至2022年的12%，未来还有望继续增长。
然而，在全球能源转型持续发展的同时，南北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步调差”。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2年《世界能源投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拥有全球2/3的人口，但其清洁能源投资只占全球的1/5。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清洁能源支出仍停留在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时的水平。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世界上近60%的最佳太阳能资源都在非洲，但该大陆目前的太阳能输出量仅为美国的1/10。目前，全球约有9000座煤电厂，其中3/4位于发展中国家。报道援引专家分析称，这并非因为他们不关心环境，而是因为煤炭是他们负担得起的最好选择。对这些国家来说，没有其他稳定而廉价的替代能源。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离不开煤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组织学院副院长崔守军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在能源投融资和能源技术发展等方面，全球依然存在显著的“南北差距”。在能源投资方面，去年来，受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多国纷纷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其中，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在能源转型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及非洲国家等则进展缓慢。在能源技术发展方面，发达国家不仅加强了对能源相关新兴技术的政策指引，这些国家的能源企业也加快了新兴技术研发，而“南方国家”在缺乏资金驱动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持续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失衡，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构成巨大挑战。
多因素影响
不少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缺乏能源转型的“启动资金”，是出现“南北鸿沟”的重要根源之一。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研究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深陷“越贫困、越难发展”的“能源贫困陷阱”：他们负担不起清洁能源转型前期的高昂成本，且难以获得融资，被迫依赖化石燃料，承受化石燃料巨大的价格波动，并付出高昂的长期成本，陷入能源结构难以升级的恶行循环。
发达国家的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加大了发展中国家能源融资缺口。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以来，发达国家始终未能兑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欧洲发达国家曾承诺到2025年对非洲较贫穷国家的气候项目财政支持增加一倍，这一承诺目前也只是“嘴上说说”。
外部冲击进一步推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成本。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3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指出，气候变化、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债务风险等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财政压力，限制了他们投资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2020年和2021年，发达国家用于疫后复苏的资金支出为人均1.22万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30倍，是最不发达国家的610倍。
今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峰会上表示，由发达国家设计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困境。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日前发布的《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版中警告称：“随着全球经济在金融动荡加剧的情况下放缓，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持续多年的经济困难，这对其公共投资造成负面影响。”
正如崔守军分析指出的，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南北鸿沟”日益显著，原因至少有三方面：首先，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客观上存在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推动能源转型时的方针和策略可能更趋于保守，导致投资不足。其二，地缘政治的复归、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两个危机的叠加，使部分发达国家更倾向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在高科技和能源投资等领域更注重增强自身投资，而非面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南北合作。其三，美联储等带头激进加息，导致大量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融资和偿债成本大幅攀升，进一步趋向以保守态度面对能源转型投资。
此外，“南北分歧”也持续阻碍着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承受能力不同，南北方国家在气候和能源转型政策、历史排放责任与补偿、碳排放权等问题上长期持不同意见。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认为，除了注重减排，他们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其他优先事项，如公共卫生、减贫、经济增长等，因此有必要平衡发展和减排，探索适合自己的减排路径；同时认为发达国家应当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减排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则认为，应该基于目前状况，寻求能源结构转型，同时敦促发展中国家加快气候友好型发展。
需合作应对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2年适应差距报告》指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脆弱国家亟需更多援助来增强其能源转型能力。然而目前融资“太少、太慢”，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比预估需求量低了5—10倍且差距还在扩大。到2030年，估计每年需要1600亿至3400亿美元，到2050年为3150亿至5650亿美元。但目前支出还不到总额的1/10。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日前发布的《2023年世界能源转型展望前瞻报告》显示，当前，能源转型投资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并且只集中在少数技术上。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为0.5万亿美元，而为了实现1.5℃的气温目标，各方每年还需投资这一数字的3倍以上。报告建议，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资金支持。只有集中力量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转型的瓶颈，释放其巨大市场潜力，才能早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碳排放造成的影响不分地点，而且碳排放可以转移。因此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必须是全球性应对。发达国家在能源转型问题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也是在帮助自己。”林伯强说，“各国应鼓励以贸易全球化支持低碳全球化，共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要弥合‘南北鸿沟’、促进能源转型，国际社会应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框架下，加强南北协商合作。”崔守军表示，“在南南合作方面，金砖合作机制大有可为。金砖五国拥有较强经济基础，同时具备推动能源转型的意愿和行动。此外，金砖国家设立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有专门款项用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投融资，有望为全球能源治理和南南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崔守军表示，南南合作机制对推动减少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做法赢得了广泛认可。“中国积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传授技术、分享经验，为全球能源转型注入正能量。未来，各国应继续凝聚合力，促进缩小南北差距、弥合发展鸿沟、推动包容发展，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崔守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