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范式、学习机制与集群创新能力-来自浙江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的证据
王钦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100836）

 摘要：分析产业集群技术范式变迁和相应学习机制转换之间的关系，揭示决定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微观基础，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引入技术范式、学习机制和集群创新能力概念，构建了研究框架，并以浙江省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深入分析。经过案例分析证实，集群技术范式的变迁要求集群学习机制的变化，集群技术范式的变化需要集群内企业同外部知识来源进行主动链接和转化。同时，集群创新能力是不同学习机制的体现，集群中领军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集群的创新能力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得出两点结论与政策含义：一是“学习机制”重构是集群转型的核心内容；二是领军企业培育是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点。

关键词：技术范式； 学习机制； 产业集群； 创新能力

面对英国马歇尔式“工业区”衰退和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困境”的基本事实，面对中国众多产业集群“低端锁定”的现实，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问题成为中国产业集群发展中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现实中的产业集群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问题，在理论上可以被界定为“什么是集群持续创新绩效的决定因素？”这是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研究的核心任务。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典型事实”是，为什么即便是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绩效差异？ 为什么有的产业集群绩效在不断改善，而有的集群则在某一水平被锁定甚至淘汰？ 通常认为，产生集群持续创新绩效差异的原因在于集群创新能力的差异。那么，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微观基础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因此，打开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黑箱”，寻找决定集群创新能力的微观基础和相关的政策含义，就成为当前研究的关注点。

对于中国产业集群而言，集群的转型升级，或者说集群的创新发展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演进过程。其中，“转型”和“升级”问题相互交织，同一集群内“工业区”和“学习型区域”特征并存，“熊彼特I 型”和“熊彼特II 型”创新模式并存。在这样的动态演进的情境下，如何理解“转型升级”背景下集群学习机制的构建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或者说，集群“转型升级”的自下而上，从微观到中观的机制是什么？ 就成为本文努力回答的问题。

一、研究框架和基本假设

1． 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

为了准确理解集群“转型升级”，我们引入“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s 或TechnologicalRegimes）和“技术轨道”（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这两个概念，对集群“转型”和“升级”活动在技术创新特征上进行刻画。对于集群“转型”可以理解为技术范式的变化；对“升级”可以理解为在特定技术范式下技术轨道内的变化。

Dosi（1982）提出“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概念，主要是对技术变化源于“技术推动”还是“需求牵引”这一命题进行回答。对于“技术范式”的理解主要基于三点：①“技术”本身是特定知识形式（包括编码化的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代表，相关的技术活动也是以知识为基础展开的，并具体体现为对一系列问题的解决；②“范式”是对“如何做事”特定的认知和理解，同时它也是集体的认同和共识，并被特定的群体所共享；③“范式”通常对产品架构和系统的基本模型进行了界定，相应的调整和升级也总是在特定架构和系统下进行。而技术轨道主要是指在既定范式下对创新机会的持续实现。对于技术轨道的理解具体包括三个关键点：一是不考虑市场引导的原因，特定的范式的知识决定了技术变化的方向和速度；二是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技术变化的方式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只有知识基础（基于范式的）的突破性变化才会带来相应的变化；三是技术变化总是由自身创造的技术不平衡性驱动（Cimoli and Dosi，1995）。

在与Dosi 提出技术范式概念的同一时期， Pavitt（1984）将技术范式的思想引入到具体的产业和企业活动层面上，并指出了技术变迁所具有的部门差异性，从而提出对创新部门和企业的分类方法。沿着Dosi、Pavitt and Winter 等人的思路，Malerba and Orsennigo （1997） 认为技术范式（Technological Regimes） 是由技术机会（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创新的可收益性（Appropriability of Innovation）、技术进步的累积性（Cumulativeness of Technical Advances）和相关知识基础的属性（The Property of Knowledge Base）等组成（见表1）。并进而区分了“熊彼特I 型”和“熊彼特II 型”两类模式，前者的特征是高技术机会、低可收益性、低累积性，后者则表现出高可收益性、高累积性。

技术范式理论对识别行业或者集群的技术特征差异很有帮助， 但是对于技术范式变化并没有做出微观层面上的解释。即使Malerba and Orsenigo （1993）指出由技术范式代表的技术环境差异，会体现在企业组织形式和战略类型的差异当中，而学习过程塑造企业的能力和惯例，进而影响企业的组织类型和可得的战略选择。但是该文并没有回答“企业能力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没有对技术范式与企业学习过程之间关系进行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范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于知识基础的差异。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知识的获取与学习机制相关，那么就可以更进一步说技术范式与学习机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个观点Cimoli and Dosi（1995）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不仅指出学习具有本地性和积累性，还试图将微观学习和经济体技术能力的积累关联起来———企业是技术知识的“宝库”，并且是异质的，企业特定的组织和行为特征影响了它们的学习速度和方向。根据技术范式指定的方向性和学习过程的累积性，我们提出：

假设1：技术范式决定了集群特定的学习机制，所以技术范式的变迁也就要求集群学习机制的变化。

对于集群技术范式的形成而言，本身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所表现出的特定范式就是不同技术路径选择的最终结果，而技术路径的涌现又是基于相关的知识基础。而集群内知识基础的形成和积累既有本地知识来源，又有外部的知识来源。Guerrieri et al.（2001）在对意大利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小企业调查中发现，传统工业区在动态演进过程技术范式变化不仅要依靠集群既有的知识积累，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产业重组，将本地联系重新调整为全球性和更为广泛的知识联系。

集群同外部知识来源的联系可以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链接方式。Gereffi（1994）用“全球价值链”来概括了本地同全球的网络链接。Humphrey and Schmitz（2000）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虽然在全球价值链中本地企业从国外购买者那里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知识， 进行相应技术轨道内的升级，但是由于全球价值链中在位企业居于控制地位的治理结构会最终限制这种提升，并少有企业能够打破既有技术轨道，实现技术范式的突破。这也就说明，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技术范式存在“被动锁定”的风险。如果要打破这种既有格局，实现集群技术范式的突破，就需要更加主动地建立外部知识来源的链接，获得更多的知识来源，并逐步积累形成本地化的技术能力。基于此，我们提出：

假设2：集群技术范式的变化需要集群内企业同外部知识来源进行主动链接和转化。“主动链接”这里强调的是集群内企业在具有自身技术方向或者是产品开发方向条件下对外部知识的链接。但是，集群内企业链接到外部知识来源，并不等于能够获得、扩散和创造知识，还需要一个Nonaka and Takeuchi（1994）所强调的“知识转化过程”。只有经过知识转化，才能够真正创造出新的本地化知识基础，进而由于知识基础的突破变化带来集群范式的变化。

2. 集群学习机制和创新能力

(1) 马歇尔“工业区”视角下的集群创新能力。由于地理上接近性和内在的产业分工，“工业区”内的企业能够更加容易获得具有技能的劳动力和新创意。知识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集群中，企业可以自由地获得和溢出。知识也就成为了一种“公共商品”，新创意很容易从一个企业扩散到另一个企业， 从而在集群层面上形成持续的集体创新过程， 成为集群内生发展的动力（Maskell andMalmberg，1999）， 集群创新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扩散创新能力”（Diffusion InnovativeCapability）。一些学者还对集群集体学习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认为集群内知识可以通过非正式方式扩散，如用户和生产者的联系、具有熟练技能劳动力的流动、示范作用和派生出的新企业等。在这样的情境下，集群内的知识又具有了“俱乐部商品”特点，即集群内的企业相对于外部企业而言更加容易获得（Capello，1999）。总体上讲，在“马歇尔”视角下，本地化知识的溢出和集体学习决定了集群创新能力，但这些研究没有从“微观”企业层面揭示学习的过程，揭示这些微观层面“溢出者”和创新的关系，揭示本地知识和外部知识来源之间的联系。

(2) 区域创新体系”视角下的集群创新能力。较之在马歇尔工业区背景下对集群创新的理解，“学习型区域”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一是强调隐性知识在集群创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黏滞”、“情景依赖”的隐性知识是构成价值创造的最重要基础（Pavitt，2002），并与空间具有密切联系。二是强调互动性、集体性学习是集群内企业重要的学习特征。Lam（2000）认为互动性、集体性学习需要集群内企业对于“当地编码”具有共同理解，要求行为者之间具有一致性的惯例、隐性的规范和调节集体行为习俗作为特定机制。三是强调网络区域创新系统将会对集群创新能力提升形成支撑（Cooke，1998），即集群内的企业不仅要依赖非正式的本地化学习，而且还需要通过与当地大学、研发机构进行合作，或者通过技术转移机构建立区域网络化创新系统，这一方面有助于补充143本地学习的不足，另一方面有助于降低“技术锁定”的效应。在“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视角下，不仅指出了不同的知识类型（如分析性、综合型和象征型）具有不同的学习过程和知识来源（Asheim etal.，2005），还强调了在“中观”层面网络创新系统对获得外部知识来源和打破“技术锁定”的重要性。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回答在“微观”层面上集群内企业在网络创新系统中的所承担的角色，以及具体的获得外部和内部知识扩散的过程。

(3)“吸收能力”视角下的集群创新能力。在“马歇尔”和“区域创新体系”的视角下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中观”的集群层面，强调了本地知识学习、互动性和集体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在“微观”企业层面上，并没有揭示本地知识学习、互动性和集体学习的内在过程，以及微观因素对中观层面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Giuliani（2002）将企业吸收能力（Cohen and Levinthal，1990）的概念引入到集群创新的研究中，将集群吸收能力定义为集群吸收、扩散和应用集群外部知识的能力，并更加关注集群内企业对集群外部知识的获得上。在随后的研究中，她以智利葡萄酒产业集群为例，根据集群内的认知位置和外部开放性两个维度， 将集群内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五种类型的划分，即技术守门员、积极互动交换者、弱的互动交换者、外部之星和边缘企业。其中，技术守门员对集群吸收能力提升是最为关键的（Giuliani and Bell，2005）。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逻辑， 即区域知识基础的不同需要与不同的学习机制相匹配，而相应学习机制构建是集群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的基础。同时，我们还发现对集群创新的研究也逐步从中观层面向微观层面深入，提出集群吸收能力是集群创新的关键，而外部知识来源对于打破集群“锁定”具有重要作用。另外，由于集群内企业的异质性，也就决定了集群内企业在集群创新过程所扮演角色的不同。基于知识基础与学习机制之间相互匹配，以及创新是学习的结果这一认识，我们提出：

假设3：集群创新能力是不同学习机制的体现，集群中领军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集群的创新能力演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对于集群学习机制理解可以从主体、活动、结构和关系四个方面。就主体而言，集群内企业是异质的，也就意味着不同的企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活动而言，企业学习活动的选择则源自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创新压力和动力、相应的历史事件，以及集群所在区域的创新意识等因素。就结构而言，主要是强调集群内企业所形成的学习网络结构特点。就关系而言，集群内学习具有互动性和集体性的特点，这也就涉及到企业间知识的流向、流量和交流的频率。假设3 中还强调了集群创新能力的演变应体现在集群中企业的学习活动上， 集群创新能力的演变是由那些具备一定吸收能力的企业直接推动的。